土改中的张老汉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年土改时，他才十六七岁。他母亲是在抗战开始时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惨，找到尸体时，连脑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时候，他父亲只好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像粘在脖子上。后来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做纸扎、油漆棺材谋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老汉从小也学会做纸扎。但由于生意不好，他家的生活非常艰难。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也去闹土改。一开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他爹：“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封建地主剥削的呀!你说你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和死人打交道，做些下三烂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还告诉他爹：“这次土改，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张老汉的父亲比较怕这位三弟，称他是“三阎王”。经过“三阎王”这么一说，张老汉的爹也就同意他出去闹土改了。于是，张老汉首先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员大多是十五六的后生，比儿童团员稍微大一点，但是不够参加民兵的年龄。张老汉说：“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过后一并给。我爹曾问过，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以外，还有农会和村委会。土改一开始，过去的全部推倒重来。于是，村里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成员叫秘书，头头叫主任。土改开始后要划分阶级成分，当时的成份分的很细，仅仅是地主就有普通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另外还有普通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成份叫恶霸，不管有没有地，只要为人不好，就是恶霸。如果是地主又为人不好，那就是恶霸地主。如果是穷人，但为人不好，那也是恶霸。

定好成份以后，就开始斗争了。斗争的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起浮财”就是要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现金和金银财宝)全部挖出来。于是，整个县城每天都能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的声音。到了后来，民兵和农会的人手不够，就把少先队员也叫去，参加斗争。

至于斗争的方法，不外乎捆人和打人。为了防止地富分子外逃，民兵和少先队还有监视他们的任务。到了开会斗的时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磨地”。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菠菜籽。这些东西铺在地上比木锉还要锋利。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被脱掉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

张老汉讲了一个事例。他说，县城东门外有个姓周的药铺掌柜，平时比较小气，总是哭穷，所以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周二干干。贫农团知道他有钱，就开始斗他。因为他拒不交代，被脱光了上衣开始“磨地”。正当两个贫农团成员用手提着他的脚后跟在场上拉来拉去的时候，不知谁往场里扔了两块青石蛋蛋，只听见周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蛋上磕的嘣嘣乱响。一两个回合后，周二掌柜只好坦白了藏钱的地方。贫农团按照他的坦白交代，找到两三百块大洋。但他们认为不够，就继续“磨地”。又拉了三五个回合后，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个小石磨坐了上去。随后她像赶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

看到妇女们在斗争中如此积极的表现，几个后生也不甘示弱。他们把周二掌柜拉出大门，又拉出城门，绕着城墙转了一圈。后来，当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时才发现，周二掌柜不仅早已咽气，就连后脑勺也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一根的，就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第二种方式叫“坐圪针柜”。

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大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挡板，活像个长方形的棺材。然后在柜子底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进去，盖上盖子。把人扔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往柜子底上放一根檩子，从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孩子玩跷跷板一样。于是里面的人便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外面的人晃两下问一句，直到里面的人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

有一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因为生意做得大，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离开家乡，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老家看门。土改开始后，他因为耳朵有点背，别人与他说话他总是反应迟钝，因此被贫农团认为是看不起他们。于是贫农团便把他抬进“圪针柜”摇了好几个来回。外面的人发问，老人听不见，因此就是不吭气。于是大家以为他实在是太顽固，后来打开柜子一看，才知是他早就断了气。

第三种方式叫做“扔四方墩”。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四丈高，下面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对于那些死活不说的斗争对象来说，扔四方墩可能是最后的一招。到时候，贫农团把那些顽固不化、打死也不交待的人押到四方墩上，往下一推，必死无疑。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还要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后来人们不愿意费这力气，就干脆从上面往下面扔石头，只要砸到脑袋上，肯定就没命了。有一位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贫农团的后生们看到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碳，认为她是有钱装穷，便把她捆了起来。正好韩的妻子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无论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她就是不配合，于是她受尽折磨，先后经受了火钳子烫、磨地，坐圪针柜等酷刑，直到最后，她被带到四方墩。在剥光上身往下推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为了留下她穿的裤子，将她的裤腰带松开，然后揪住裤腰带把他推了下去。第二天，这个姓田的人将那条裤子卖给了摊。

死的最惨的是张老汉的外祖母了。这老人虽然是个寡妇，却经营着磨房、当铺、粮库和两只渡船等一摊子家业。张老汉说：“土改时，她被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磨过地，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还是被人民法庭枪崩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的时候，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土地改革运动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外祖母被“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一共打死多少地主，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橙”。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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