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代会作代会代表王蒙麦家苏士澍叶

编者按:心系苍生笔书乾坤群贤毕至商文事，踵事增华进层楼，热烈祝贺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召开！本版约请8位作家艺术家代表抒怀建言、畅谈体会，以飨广大读者。我以我写荐轩辕写出时代，写出心灵，建立一个个文学的路标石，必须准备好付出一个又一个代价——王蒙（作家）少年时代，革命与文学是我的至爱，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我知道了革命与共产党，知道了鲁郭茅巴老曹，知道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们比生活本身更加宏伟与高尚。它们怀着悲情一往无前。我12岁时爱背诵的诗句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我早早地参加了斗争，一心想把缔造新中国的激情和理想，把快乐和自勉乃至自责，把胜利与建设的无限风光守护下来，于是有了19岁动笔的《青春万岁》。我继续叩问生活，思索人生。原来写作不易，你要克服许多你自己的偏见和自恋、狭隘和怯懦、空洞和虚荣，还有永远不会没有的不理解。如果说革命成功以后还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那么好好地写出文学，写出时代，写出心灵，建立一个个文学的路标石，必须准备好付出一个又一个的代价。你需要成长，需要经风雨、见世面，沿着文学的曲径险径，摸爬滚打攀登再攀登。生活不可能永远处于悲歌狂飙、红旗招展、呐喊震天的高潮之中，在相对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下，市场把文学艺术拉向娱乐消费，这倒也是很正经的产业，但我们毕竟没有忘记忧患，忘记深刻、忘记创造与沉雄的权利。难道我们走到今天就只剩下了娱乐至死、空心搞笑、低级趣味了吗？难道我们失去了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清新俊逸、深挚热烈的初心啦？难道理想的火焰不能继续燃烧？纯朴的爱憎不能继续强烈？小说与诗歌，戏剧与文章不能再闪耀人性的新的辉煌了吗？我曾经听人说过写小说好比娶媳妇，是年轻人的事。我早就听说过“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古语，正好我也在写阅读老庄孔孟的心得。但是“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我仍然注视着捕捉着生活的艰难与华彩，我急于告诉读者一个又一个感动过我并且希望继续感动大家的故事，我仍然怀念着可亲可泣的好人、如诗如画的场景、如火如荼的征程和那么多难解难分的纪念。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忘情于奋斗，忘情于大地，忘情于人民。我写革命的豪迈、成长的代价、沧桑的热泪、生活的芬芳、人心的不渝。年龄当然是愈积愈沉重，但是我还想写几篇结结实实的作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生活，对得起文学在历史上最珍贵的担当与爱。为有源头活水来书写者笔走龙蛇，书法成就高低与其风度、人品、境界紧密相连——苏士澍（书法家））历史上，黄庭坚常以“韵”来品论前人书法。书法是一门与国人的精神境界息息相通的独特艺术。书写者笔走龙蛇，其学识、修养、情感以及想象都会投射到笔底腕下，书法成就的高低也因此与书写者的风度、人品、境界紧密相连。韵即不俗。俗与不俗，取决于书写者人格、修养、文化等的高低。在当代书法家中，启功先生的书法成就卓然于当代，其背后是他渊博的国学知识，宽厚、超脱、淡泊的人生境界。因此，对于当今书法艺术工作者而言，时刻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积极主动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在生活实践中读书修身，以德培艺，体悟“‘四有’书人”的深刻内涵，从而在为人民服务和与人民的真情互动中积极探求自身书法艺术的突破和升华，才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书法艺术工作者。书法是生活的艺术，大众的艺术，需要从生活中感悟升华，在人民大众的触动与共鸣中得以价值实现。作为一名优秀的书法艺术工作者，要想在书法创作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只有从人民大众的视角和情感体验来感受时代气息，体悟生活中动人的形象、深刻的细节，进而唤醒与人民大众强烈共鸣的真情实感，激发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才能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也只有这样，书法艺术才能在为人民抒怀、与人民共鸣、为人民所爱的良性互动中永葆活力和勃勃生机。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标志。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国书法艺术，还必须解决“下一代”和“传承人”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已经写不好字，不敢写字，甚至不愿意写字。书法艺术工作者和教育部门看到了这种危机，将书法教育全面纳入了中小学教学体系，并组织编写了中小学书法教材。今年我调研过近20个省的百余所中小学校，有一部分书法教育办得好的地区和学校脱颖而出，应该说书法课堂已迎来了社会 　　《解密》的走出去，既不代表我麦家的东西写得好，更不说明中国文学就此在世界上有了多大的转机。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小说在海外“走红”尚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好在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研察世情发新语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梁鸿（作家）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经说过一句话，“新的用词和新的句型表示出人对现实的新的态度……从而在人们眼中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伊格尔顿强调语言的“变形与颠倒”后生成的“陌生化”，他认为这是文学创新的开始。但是，伊格尔顿忽略了进一步的追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作家能够学会使用新的用词并且展示出一种对现实的新的态度？当我们在谈论《包法利夫人》《变形记》和《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时，我们谈论的并不只是语言的创新，而是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变了。因为对世界产生了新的情感和认知，语言和象征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两者几乎同步发生。想象一种语言，就是在想象一个世界。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一个作家如何体验、理解世界，常常会决定作品的创新程度。否则的话，即使能够娴熟地运用新的语言形式，也只会流于空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在很大层面上都首先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即使场景相同，因为关于世界的理解不同，这一场景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景”，即新的用词和新的现实态度。回到当下的文学语境。整体来看，虽然作家对语言已经有鲜明的自觉意识，但在人物叙事和情感表达方面还有单薄的倾向。抛却语言能力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家对他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探察精神。作家总以为只要有感受就可以，可以根据一些朦胧的形象去妙笔生花，但其实不够。试想，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依据通常的社会意识去书写“乡村/城市”，如果对“乡村/城市”的差别没有真正的理解力，又怎么能够对其中的人的精神倾向、情感形式及与社会的关系有足够的理解力？换言之，对世界和现实“没有新的态度”，很难产生“新的词语”，更无法呈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隐秘地参与并决定作品的语言修辞和故事纹理。

版式设计：蔡华伟

人物速写：罗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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