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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原则
怀念父亲阮华君光明文学
父亲节快乐
怀念父亲
文/阮华君
中国再也不会有我父亲那样的农民——献给一个时代
昨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逝去多年的父亲。他像活着时一样，穿着灰不溜秋的旧衣服，光着头，头上是剪得短短的紧贴着头皮的稀疏灰白的毛茬；满布皱纹瘦削的脸上戴着老花镜，两只手臂各挎一个沉甸甸的竹篮，走在家乡田埂土路上。
是赶集回来，天气应该是初春，他敞着襟怀，走得很吃力。我空手走在他前面，渐渐离他越来越远，他和我表叔王某走在我身后，几乎跟不上我了。
我忽然想起应该帮他挎篮子，转身向他走去，要他把篮子给我。在我接过篮子同时，我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这是父亲去世以来，我第二次梦到他。一切都像他活着时候一样，那衣服，那表情，那动作，那田埂，还有他那只要自己能负担得起决不麻烦儿女的习惯。
父亲去世，我一点都不悲伤。一方面是我觉得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父亲走时已经八十一岁，也算是高寿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和父亲的感情很淡，我其实一直不怎么喜欢他，因为他偏心。
父亲有兄弟四个，外加一个姐姐。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因为兵荒马乱，祖父建国早早去世了，祖母走得也早；也因为兵荒马乱，我那三位伯叔要么没有讨到老婆，要么也早早地辞别人世，只留下一个女儿。
父亲三十出头才讨到老婆。那是个比他小十二岁的本村姑娘，他们完全是自由恋爱。建国初期的刘巧儿时代，可想而知，他们顶着多大的压力。终于，父亲的前妻受不了乡间舆论和长舌妇人的泼污水，婚后半年上吊自杀。再后来，父亲娶了我的母亲。那是大跃进年代，母亲的前夫饿死，留下两个孩子。父亲直到三十七八岁才有了自己的儿子——我哥。用我母亲的话说，是几房头一个，对我哥的宠爱自不必说。
所以，从我记事以来，每次因为什么事和我哥闹大了。父亲抡起巴掌抽下来，肯定先落到我身上，更是经常只落到我一个人身上。
又因为我个小，从小干农活就不麻利，常遭他训斥。在他看来，我将来必是个挣不上一碗饭吃，讨不到女人，无法养活自己的废物；经常人前背后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即使送我上学读书，也是因为左邻右舍一般大孩子都上学了。上学的目的是要识字，家里有事写个信不用求人念求人写了；从来就没有认为，好好念书，凭这个还可以挣碗饭吃。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他。也仅仅是不喜欢，要说恨他，倒也没有。现在，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就更理解了他。因为计划生育，我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我有两个孩子，我不能保证我不偏心。因为土话说十个手指伸出来不一般长（洋话叫“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有比较就有差别，你想一碗水绝对端平，怎么可能？
至于他训斥我，骂我废物，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不识字，也没有出过远门，跟同时代的他的表兄表弟、家门口的那些叔叔大爷一样，他们的世界就是他们生活一辈子的那个小山村。除了种地，他们真是无法想象还可以靠什么别的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当民兵队长，上面要抽调他去铁路上工作，做火车押运员，他死活不肯。我大伯十几岁被国民党拉壮丁抓走，后来被八路军收编，参加过好多大战。等到新中国成立，军队复员，他立刻办了手续回家种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我们那个小村里很多，尤其是老巢大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立过功，负过伤，后来安排到蚌埠市一个工厂里工作，还是个小干部。后来，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他什么也不要了，连夜从城市赶回家种地了。还有我上中学时就死去的王瞎子，渡江战役胜利，大军南下，他随所在部队路过家门口，看到土改分田地，半夜里偷偷开了小差逃回家，分了几亩地，一头扎进地里，没日没夜地忙啊累啊，七天七夜没合眼，生生把一双眼给熬瞎了。
父亲留给我的印象还有哪些呢？现在努力回忆起来还真是不多。因为，他太平凡，太普通，就像家门口那些叔叔大爷一样，既没有说过一句豪言壮语，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脚很特别，在我小时候，夏天上山下地干活，他从来不穿鞋的。就算是刚刚割过的麦茬地里，他也是光着脚像走在平地上一样。每年冬天农闲了，母亲开始做针线活，缝缝补补时，总是抱怨他穿袜子太费脚后跟，再结实的袜子，老早就把脚后跟磨通了。
冬天的夜晚，他烧一锅热水，把脚放在热水盆里长时间烫、泡，然后，用夏天割麦割稻砍草的镰刀在脚底板上使劲刮下一层层发白的皮屑，泥地上就隆起小山一样的白花花一堆。
在他病危弥留之际，我回家看他。当时是夏末，他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子，一双大脚伸在被外——特大。给我的印象最深。
父亲就是用这双脚在小村周围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走了一辈子，就是用这双脚半夜里从小村南面，距家五六里的大横山上挑一担柴草，天亮时赶到小村北面三十多里外的县城去卖。一来一回七八十里路，忍饥挨饿，还有可能碰到狼——山里的狼，城里的狼。
父亲的脚真的了不起。
父亲没有文化，一个字不识。但是，父亲却是一个聪明人，他会讲很多故事，不仅有短小的鬼怪狐狸故事，也有日本鬼子新四军故事，更有长篇的“薛刚反唐”“呼延庆打擂”“穆桂英挂帅”“朱洪武坐朝廷”等，他还会唱全场的泗州戏“孔雀东南飞”“张四姐下凡”什么的，至于京剧样板戏更是不在话下。冬天的漫漫长夜，天气寒冷，不能到外面玩了，也没有电，连收音机都没有，我们兄弟就躺在被窝里听他唱戏，听他讲故事。现在看来，父亲的故事难免泥沙俱下，珠玉杂陈，但那时，无数个夜晚，令我心醉神迷。因为听得多，喜欢听，我也会讲。上学校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后面，缠着我讲故事。今天，我偶尔提笔写点故事，不知道这和当年父亲讲的故事是不是有点关系。
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年，我考上高中。此前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出过我们那个小乡镇的我要离家住校了，一去几月不回。去上学的前一天晚上，他和母亲帮我收拾行装。
那时还没有电，家家都点煤油灯，是那种铁皮盖棕色玻璃药瓶自制的土煤油灯。屋里很昏暗，他光着脚板，穿着那时代母亲手缝的大腰裤头，是赤膊还是穿了小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上身前倾，单腿跪在长条凳上，压紧叠得板板整整的被子，帮我捆被包，准备明天让我带上。昏黄的煤油灯下，他浑身晒得古铜色皮肤乌黑，早早谢了顶的头皮亮亮的。
那时，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但终年劳碌，一刻不闲，我也从来没有觉得他老。
我在学校住了一个月，赶上放假，我回到家。当时已是深秋，吃了晚饭，我在洗脚，母亲坐在一旁，父亲坐在旁边抽烟。两个小弟弟出去玩了，家里再没有别的人。我们都没有什么话说，屋里气氛有点冷。
那时，我也年轻，并不知道怎样找话题打破这沉闷的僵局，甚至也没有感到这种沉闷气氛有点冷。过了好半天，父亲打破沉默问我：
“你那学校里，可有女学生？”
“有啊。”我随口回答。仿佛一颗石子扔进一潭死水里，冒了两个泡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一问一答后，屋里又寂然无声了。
又过了好一会，父亲说：“那……男学生女学生还分开住哦。”
没容我说话，母亲立刻嗔他：“你讲的废话！那不分开住，还能搁一起？”
母亲说完，我就笑了，父亲很尴尬，也涩涩地笑。
我记得，当时，路遥的小说《人生》正火。小说中一段场景让我始终不能忘怀：
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回乡的高加林心灰意冷。和他一块长大，从未上过学的本村姑娘刘巧珍和他相爱了。后来加林去县广播站当了记者，巧珍非常思念他，有天正在地里锄地，看到有拖拉机去县城，就扔下锄头，搭拖拉机去看高加林。两人见了面，却没有话说，场面很冷。过了老半天，巧珍说：“我家老母猪下了十三个崽……”加林无语。巧珍说：“压死了一个，就剩十二个了。”加林依旧无语。巧珍很尴尬，继续说：“又压死一个。”高加林还是沉默。联想到这个场景，我一下就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心情。他一辈子没进过校门，即使我们兄弟上了这么多年学，也从未因我们去过学校，对学校的一切一无所知，也没出过远门。我这样的高中生，那时候，在父亲周边小村里是极其稀罕的，受到乡邻们交口称赞，他仿佛也有点莫名敬畏。我平生第一次离家住校，不用说，父亲母亲也是很想念的。可是见了面，又找不到话说。这样沉闷的场面总是不太妥，总应该显得热络一些才好。可是，实在也不知说什么好，他就没话找话，说了那句废话。
那句废话，那个场景，让我永远忘不了。
许多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一段青春叛逆期，在叛逆期往往更容易和父亲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也有，只是谈不上激烈。
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的小弟弟也上了大学。每年过年或者放暑假，我们回到家里就会劝说父亲不要种地了，去街上做点小生意。当时，家里还有一个未成家的弟弟。
我们觉得种地太苦太累，靠天收，没保障；最可气的是你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满头大汗拉到粮站去卖，不管你成本多少，价格却是由人家买家说了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一家三口到街上做生意，就算是磨豆腐，养豆芽，翻菜筐，也比种地强。当时，我们小村里已经开始有人把农地撂荒，出去打工。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劝说，他都不为所动。有时被我们说急了，或者也许是说烦了，他就说：“老徐（村子里早就退下来的一个土改时的大队干部）讲得对，农民无论到哪一天是不能离开田的。”
听他这样说，我也急了，就抢白他说：“老徐又不是毛主席，你怎么这么听他的话？”
他不吱声，默默吸烟，过了许久，仿佛很忧愁，又说：“都不种地，都去做生意，地哪个种呢？”
我和两个弟弟一起抢白他：“这个你别管，那是领导人操心的事！”
然而，我们的抢白和劝说最终还是没有奏效，他仍旧在农村种地，甚至还把人家撂荒的地拾过来种，一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地里忙。直到去世前三四年，因为我两个弟弟早已成家，他因为患白内障，眼神不好，耳朵也聋得厉害，才不怎么下地干活了。但是每到夏收秋收大忙时节，他还会像个壮劳力一样帮我哥哥弟弟干活。不让他干活，或者没有活干了，他就去地里拾庄稼拾草。每年拾的粮食足够他和母亲的口粮。又养了许多鸡，每次过年过节回家，他和母亲都会准备一些鸡蛋麻油叫我带上。
我一直不能理解父亲他们对土地近乎病态的痴恋，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听说了一件事，才似乎有点理解了。
父亲的父亲，即我的祖父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时代土地私有，父亲一家没有一寸土地，自然连埋葬祖父的地也没有。一个略有几亩土地的本家说好了葬在他家的地里，等到把祖父抬到地头时，那家人变卦了，说什么也不准祖父葬在那块地上。对于一向讲究入土为安慎终追远的中国人，这该是何等的痛苦悲愤和屈辱的事啊？迫不得已，父亲只好让人抬起棺材，把祖父埋在乱葬岗上。
除了痴恋土地，父亲还有一个怪癖，他讨厌放牛。土地承包到户后，我家有一头牛，就算是下雨天无所事事，我母亲去放牛，他也不去。母亲说这是他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放够了。父亲对要饭的特好，只要有要饭的来到门上，不是一碗饭就是一把米面，这也和他童年讨饭的经历有关。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
（本文获“潇湘文化杯”全国原创散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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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久诗
审核/岳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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