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绍皇明清时期文学名著的集评现象

作者简介

曾绍皇，年生，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研究。

清代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篡叙》中说“宋、元、明以来，品藻诗文，或加丹黄判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相较于西方文论着意于思维体系的完整、表达论述的严谨而言，评点往往具有随文批点的活泼形式、不拘一格的灵动表述以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内容特征。从外在形态考虑，评点大体可分为一人独评本（单评本）和集评本两大类。所谓集评本，即汇辑诸家评点，将两人及其以上的评点汇辑在某一著作中，呈现出“数人一评”的外在形态。

刘濬辑《杜诗集评》书影

“集评”现象是明清时期评点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集评发展演变的初始阶段，却并未形成整齐划一和约定俗成的“集评”概念，导致了“集评”现象在概念表述和版式形态等各个层面上的形态不一。

“集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汇辑诸家评点为主要外在形式，在文学评点形态中具有相对独立或阶段性特征的一种评点形态与批评方式。和“集评”概念基本相同的有“汇评”。“汇评”又有“汇函”、“汇选”、“汇锦”等异称，指的是汇辑诸家评点于一本的评点本。如题王凤生辑《国语汇评》、题黄甫龙汇评的《吕氏春秋汇评》、题归有光选评的《诸子汇函》等，从明清实际出版的各种汇评本来看，这些汇评之作多为汇辑诸家批语的评点本，其含义等同于“集评”。如嘉庆听松阁藏版《陶诗汇评》，该本共汇有刘后邨、高元之、蒋丹厓、锺伯敬、何义门、沈德潜、杨诚斋、苏东坡、谭友夏等多家评语。其评语都附录于诗后，标明“某某曰”之类；自己的评语，则以“愚按”等语出之，体现出集评的典型意义。

和“集评”、“汇评”相似的概念，还有“合评”与“辑评”。合评即汇合诸家评点于一本，亦有集评之义。如《诸名家合评三苏文选》，该本在《合诸名家评注三苏文选姓氏》中罗列了评点家姓氏，其中包括朱熹、真德秀、胡安国、吕祖谦等先朝文人18人，陶安、方孝孺、解缙、胡广等国朝名家人，集评特征十分明显。

“辑评”也具有集评性质。“辑”字在古代和“集”字相通。如《汉书·薛宣传》“辑小过成大辟”，颜师古注：“辑与集同。集，合也。”可见，“辑评”亦可称“集评”。如乾隆年间心简斋编次的《增订诗经辑评》，该本为“崑山徐与乔杨贡辑评，金坛于光华惺介增订”。辑评方式为眉上评，同时还杂有尾批和旁批，系辑录诸家评点而成，有些已标明姓氏，如“朱氏曰”、“邓氏曰”、“锺氏曰”、“陈氏曰”等，从评点者姓氏即可判断该书为集评之作。

明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卷一书影，明万历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评林”的含义，其一方面具有集评之义，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却仅有集评之名而无集评之实。按概念说，“评林”即将评语“集之若林”之意。从根本义上说当属于“集评”范围。如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之类。徐中行在《刻史记评林序》中说：

凌以栋之为评林何为哉？盖以司马成名史而必推本乎世业，凌氏以史学显著，自季默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录，殊致而未同归，以栋按其义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马之后。

徐中行认为“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以附于文本之后，具备集评的完整涵义。王世贞《汉书评林序》同样称“际叔之治子长《史记》，悉取古今诸丹铅之所训故扬?，以至进退其事者，凡数十百家，荟而成书，目之曰‘评林’”。不过，“评林”所辑录的范围较广，不仅仅拘泥于评点，有很多笺注类评语也一并录入。如《史记评林》则既录有批评性质的评点本，如杨慎《史记题评》、唐荆川《史记批选》；也录有笺注性质的评注本，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义《史记正义》、裴骃《史记集解》等。但是在小说评点的具体操作中，“评林”的含义则有例外。余象斗以“评林体”方式评点《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水浒志传评林》等4种小说，或在书名中标明“评林”，或在封面标出“评林”，或在题署中标出“评林”，但都不具备集评性质，其评语只是一人之评。这种“上评、中图、下文”的评林体形式，是余象斗商业操作的一种手段，“也是古代小说刊本中仅见的体例”。

明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徐中行序》书影，明万历刻本

“评林”概念的模糊还体现在具体的集评操作中，将不同人的评点汇辑一本，自然是我们所认为的“集评”概念。但是，明代也有将一人的诸多评点汇辑在一起号称“评林”的，如明万历乙未郑云竹梓刻《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一书。该本共六卷，分春、夏、秋、冬四季收录诸家词作首。值得注意的是，该本目录处均题“新刻注释草堂诗馀目录”、“新刻评释草堂诗馀目录”或“新刻草堂诗馀目录”等，未标“评林”之体。其版心也仅题“评释草堂诗馀”，亦未示“评林”之意。但在正文书名处却多题“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直接明示“评林”二字。在正文卷次后也只题“翰林院九我李廷机批评，翰林院启东翁正春校正，闽书林云竹郑世豪梓行”。可见此书虽号称“评林”，却不属集评性质。或许作者以为将一人的诸多评语集中一起，也是“集评如林”之意。不过，从其版式看来，其新刻之所以标明“评林”之举，应与当时评林盛行，想借“评林”以扩大影响有关。

从文学集评的实际情况看，有诸多具备集评性质的著作却未标“集评”之名。因此，在评点史上还存在较多未题“集评”之名而实为集评之作的情况。有些著作还直接沿用批点、评点之名，从书名根本看不出“集评”的性质。在戏曲评点中多有集评之实而不用“集评”、“评林”、“汇评”之名的例子。如《西厢记》一书虽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等书名标明为批本的个人评点本，但其集评本却多不标明“集评”之名。如明万历三十八年刊起凤馆刊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书名未标明集评，只有序言处题“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该本实为王世贞、李卓吾两人的合评本。

从发生机制的角度来考察，明清时期“集评”现象不是突变而来的，不管是在评点形态的借鉴，还是在评点文化的历史背景，抑或是文学评点的全面繁盛，“集评”之作的产生都有着特殊的动因。

首先，从评点形态的借鉴来看，“集评”现象的发生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注疏的“集注”体例、明代“大全”类书籍的刊印不无关系。

“集评”的产生有效地借鉴了经典名著的注疏体例。学界在追溯评点渊源时，普遍认为评点的诞生与我国传统经典的注疏体例有密切联系。所谓经典注疏，即汉代以来的学者对经典所作的随文式阐释、考证、说明、校订和补充，其目的在于对经典的注解和疏通。如《十三经注疏》所包括的《尚书正义》、《毛诗正义》、《论语注疏》、《孟子注疏》等。从评点发展演变言，评点“源自经注，发端于诗文批评，明中叶以后盛行小说批评”；就评点形式言，“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言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评点都继承了经典注疏体例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评点源于经史笺注，作为更高形态的集评则在评点形态上吸收了经史“集注”的某些合理因子，或者说集注在具体操作层面对汇评、集评之作有启蒙作用。而某些号称“集评”的著作还带有很多注释色彩的评注，如前所述的《史记评林》，则反映了集评初始阶段的原始征象，也进一步证明二者之间紧密的渊源关系。

在集注本中夹杂个人批点也体现了评、注之间的密切联系。元代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採辑宋代旧注近百家，且各标姓名，保存了宋代大量注杜遗文。但该本在辑录诸家注释时，还取刘辰翁批点杜诗的内容附于句下或句旁，使得个人批点和集注汇于一书。这种寓个人评点于集注中的操作方式，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评杜者，自刘辰翁须溪始。……元大德间高楚芳粹刻须溪评点，附列诸注，世颇称为善本，然亦失辰翁本意矣。”

“集评”的发生也吸取了“大全”类汇编书籍的编刊手段。明朝建国之初，便十分重视文治之功，为了在思想文化方面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在出版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胡广等人受永乐帝之命编撰了众多理学汇编书籍。永乐十三年（年）9月，胡广等人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编成。这些“大全”类汇编书籍，不但成为衡量明代正统思想意识的准绳，而且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其他国家。很多书坊主为迎合主流意识，采取同类汇编手段，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刊刻了众多以“集解”、“集注”、“集说”、“集览”、“集要”、“集成”、“会解”、“彚解”、“评林”、“评苑”等为书名标志的汇编汇评类书籍，其中很多就具有“集评”、“集注”性质。“集评”类书籍的刊刻也是在这种汇编成风的大氛围中逐渐兴盛起来。这些带有“大全”性质书籍的刊刻，无疑在外在形式上给予评点者和书坊主以改进评点刊刻模式的启发，也为集评本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相似范本。

此外，科举时文的评点在批点经验、市场推广以及刊印技术等多个层面为“集评”的出现提供了前期准备。宋代科举时文的批选给评点提供了范本，积累了经验，检验了市场。南宋时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等文学评点著作的诞生无不与科举时文密切相联。吕祖谦出于指导他人阅读和写作散文之目的编撰并评点《古文关键》，无意中开创了中国散文评点的风气。清人俞樾在《古文关键跋》称“先生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强调其评点对后人散文创作的指导作用。而王阳明在《文章轨范序》中更是直接指出谢枋得《文章轨范》乃“独为举业者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在科举中取得较好功名的文人，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业已获取科举功名的身份进行时文的评点，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到其他文学作品的评点中来。如明代隆庆二年（）获三甲进士的沈一贯，万历十一年（）获会元、榜眼的李廷机等均为批点科举时文的大家，同时又是评点各类诗文的名家。很多评点方式和手段，都直接或间接借鉴了科举时文的批选。不过，评点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反作用。元初欧阳玄在为罗舜美诗作序时说：“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欧阳玄甚至认为世人因宗尚刘辰翁评点，进而学其为诗，因此带来诗风的转变。

科举时文的批选之所以盛行不衰，一方面是因为制义之文有特定的程式和范型，必须遵循。明代徐允禄在《墨卷评林序》中于此加以了强调：

举业之体，字修句比，对偶略仿六朝之文，而词语尚柔弱，复似宋元时人语。即有洛阳龙门之骏，不得不降心以相从也。

正因为举业之体有其自身的规范，所以士子们才需要提炼和反映这些规范性的参考书籍，以及指导具体操作的“应试教材”，场屋之书得以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场屋之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大众理解经典、揣摩考试意图提供了有益借鉴。如刘曰宁《古今举业文弢叙》中即以自身经历，高度肯定了此类书籍的作用：

不佞自髫年以擢危科，快心之日少而苦志之时屡矣。幸品次翰院，职闲清旷，采古人之菁华，掇今人之芳潄，类分条析，在在悉宏章粹语，句释段评，字字直玉屑珠扉，不必惠子五车，方朔万卷，而但有味。

概言之，科举时文的评点和汇编对集评的出现在批点经验、市场推广以及刊印技术等多个层面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帮助。尤其是诸多既从事时文评点又兼为其他评点的文人的直接参与，使得集评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气息愈加浓郁，加速了集评的进程。

其次，从评点文化的历史背景来看，明代嘉靖、万历以来，各类“集评”性著作雨后春笋般陆续刊刻。“集评”著作的出现，虽然与明初以来出版文化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联系，但积极地把汇辑诸家评点作为一种广告手段来谋取丰厚的利润，甚至假托诸名家评点来兜售自己刊刻的书籍，也是书坊主热衷于集评类著作刊刻的主要动力之一。

明代以来，渐趋宽松的文化政策是促使集评出现的外在因素。宋、元两朝，朝廷对出版都控制较严。“由于宋王朝和北方民族关系紧张，北宋和南宋都曾多次颁布有关禁令，不许诏令、奏议、策论、舆地等图书外传”。元代作为一个等级制度鲜明的尚武朝代，士人地位卑下，科举不兴，严重影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较之宋元，明代的图书刊刻环境则宽松得多。之所以如此，得益于太祖朱元璋吸取自己建国的历史经验，定都金陵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重提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另外，明代书籍税的废除，也为图书刊刻大开方便之门。朱元璋为缓解明初出版印刷力量的严重不足，于“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书籍税的免除既减轻了私人刻书的税收负担，也为文学评点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便利。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李诩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当时出版业的发达。

对利益的追逐，一直是书坊主刊刻书籍的主要动因之一。深谙盈利之道的书坊主不可能对评点类图书的广大市场需求熟视无睹，而是在营销手段和策略上各出其策。因此，敦请当代名家对文学名著进行评点或者汇辑已有诸家评点于一本也成为书坊主谋利的主要营销手段。概言之，主要手段有二：一是精心撰写广告用词以招徕读者注意。书坊主在文本扉页以“识语”、“题记”、“牌记”等形式，重点说明本书的校刊、评点、笺释等相关辅助内容，尤其强调名人手阅、批点、集评的内在价值，来达到新人耳目的效果。较早采用这一方式的是万历十九年仁寿堂主周曰校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封面“识语”明确说明书中评点乃“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可见当时的书坊主已充分认识到“名公”、“名士”的评点对于扩大小说销路的重要指向功能。二是设计引人注目的版式给读者造成强烈视觉冲击。或在封面和扉页处做文章。书坊主用特大号将正题竖排标出，在正题的左侧或右侧用小于正题的字体标出“××批点”、“××汇评”、“××评林”等，同时，在版式设计上，将评点内容用不同字体、图文结合等形式表现出来。或在印刷色彩方面下足力气。许多集评本充分利用当时已有的印刷技术，采用“朱墨套印”、“三色套印”等办法，增强了文字的视觉效果。如清代道光年间卢坤五色套印本《杜工部集》，采用紫、蓝、朱、绿、黄五色套印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禛、邵长蘅、宋荦五家评点于墨本杜诗之上，是历代套印色数最多的书籍之一。

卢坤辑五家评本《杜工部集》，清道光甲午芸叶盦藏版套印本

更有甚者，有的书坊主极力搜罗众多的评家汇于一本，以求数量上胜人一筹，迎合世人的求全心理，进而达到“射利”目的。如康熙年间刊刻的《女仙外史》集评本，参加评点者达到六十七人，其中不乏刘廷玑、陈奕禧、叶南田、八大山人等高官显宦与文坛名流，这在小说集评中颇为罕见，其追求数量胜人之意图不言而喻。

市场需求是书坊主刊刻书籍种类和数量的指南针和指挥棒。如果集评书籍不被市场看好，那么书坊主也不会借评点或集评来兜售自己的书刊。凌稚隆在刊刻完《史记评林》后，再次延请茅坤为其《汉书评林》作序，茅坤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世之缙绅先生敦促凌稚隆刊刻《汉书评林》的事实：

凌太学曩抱先大夫藻泉公所手次诸家读《史记》者之评，属予序而梓之，已盛行于世矣。世之缙绅先生嘉其梓之工，与其所采诸家者之评，或稍稍概于心也，复促之并梓《汉书》为一编。

其三，从评点资料的来源层面考查，文学评点中一人独评的相对繁荣为“集评”的大量涌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除了文化政策、市场需求、利益驱动等外在条件外，文学评点本身的相对繁盛，是集评得以繁盛的客观依据。集评这种评点形态的出现还必须有相对繁盛和成熟的文学评点个案供搜罗辑录，才能真正意义上水到渠成地促进“集评”的兴盛。只有当个人批点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质量，才能为“集评”提供可供选择的材料，否则，一切努力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那种书坊主为牟利而进行的即评即刻情况除外）。明清两代，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学评点相对繁盛且得到长足发展是集评现象得以出现的内在驱动力。换句话说，“集评”现象的兴盛是文学评点成熟的标志。

明代是文学评点全面繁盛和成熟的时期，而“集评”的兴盛就是文学评点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集评”现象较为集中。不仅是经史、诗文领域集评较多，而且将触角深入到蓬勃兴起的小说、戏曲领域，从而激发了通俗文学领域的评点热潮。从小说评点来看，谭帆《小说评点编年叙录》中就收录了明嘉靖元年（）至清宣统三年（）之间小说评点本馀种，就戏曲评点而言，从万历前期到明末，戏曲评点“形成了异常勃兴的局面”，据朱万曙统计，“在这段时期内，有各种戏曲评点本一百五十种左右”。

集评作为一种辑录诸家评点于一书的综合性文本，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鲜明特点，较之其他个人评本的单一评点而言，拥有其他单评本所不曾有的文本优势和批评功能。

温汝能纂订《陶诗汇评》，民国四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辑录诸家评点于一处，有助于比较诸家评点异同。集评能够使读者对各家评点一目了然，省却排比诸家评点时的翻检之劳，看清某一部书评点的发展历程和流变。郭潜《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书前《凡例》即表明：“是编评者悉遵刘、杨、王、顾、钟、谭、唐诸名家，于鳞评诗少见笔札，蒋评李选未必悉当，今采其合者而标为‘李云’，以便观览。”个人评点虽能反映一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态度，但是其只有一家评点的单一性缺陷也非常明显。温汝能在《陶诗汇评跋》中就发出单一评本“缺而不全”的慨叹：

愚按查初白云，陶诗宋以前无注者，至汤东涧始发明一二而未详，元初至詹若麟居近柴桑，因遍访故迹，考其岁月，本其事迹，以注释其诗。吴草庐为之序，比于紫阳之注楚骚，当时比有刻本，而今不可得已。据此，则东涧而下，注陶者当以詹为最，惜其不传，而詹氏论陶之说，亦罕见于他本。厥后论注虽代不乏人，然或附于合选，或别为笺释，或偶为论说，每苦缺而不全。

此处跋语虽多谈注陶之事，实际上，其《陶诗汇评》乃多录诸家对于陶诗的评论，故可知当时评、注二者的概念或者尚未有十分严格区分。不管是谈注陶，还是评陶，实际上，“缺而不全”应该是个人评点较之于集评的明显缺陷，也是促使集评出现的现实原因。

温汝能纂订《陶诗汇评》，民国四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集评的出现也有力地提高了被评点文本的受众影响力。某些书籍在未刊刻集评本前，可能也属于名著系列，但当集评本出现后，其影响力更为明显，后续书籍也随之不断刊刻。典型例子是凌稚隆刊刻《史记评林》后，受到世人的普遍追捧，“《评林》行，而自馆署以至郡邑学官，毋不治太史公者矣”，掀起了阅读《史记》的热潮，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当然，凌以栋趁热打铁，“己又梓所谓《史记纂》者”，继续推出了《史记纂》一书，以满足世人对《史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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