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街读书会第五期讲座录音稿立法者

立法者的精神气象

——法眼观《史记》

主讲人：赵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主持人:

刘泽刚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

嘉宾:

刘云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曹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邬蕾西南政法大学讲师哲学博士

陈进西南政法大学讲师哲学博士

赠书、讲座现场、签名现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晚上好！

在这样一个冬雨凄厉的寒夜，大家来到我们「草街读书会」第五期的现场，一起来过一个分享思想和阅读乐趣的夜晚，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今晚，我们非常有幸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主讲人——赵明老师。在宣传上我们看到，赵老师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是，就我们「草街读书会」、在座的各位老师、许多到场的同学而言，可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因为赵老师是“西政人”。从我自己做学生的角度讲，感觉赵老师一直没有离开过西政，一方面是因为赵老师经常回重庆，我们这些学生，包括赵老师的一些朋友，会经常在一起聚一聚；另外一方面，赵老师在西政工作生活多年，有太多的朋友、同事、学生，他，用他的才学和魅力在西政留下了很多的影响。我也是深受赵老师影响的学生之一。那是年，在赵老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课堂上，那个时候我还是个青葱少年（全场大笑），赵老师那时是意气风发，我就顺其自然地被赵老师的魅力折服了。从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赵老师在这么多年里对我的帮助非常多，经常提携，帮助教导。尽管我们不是赵老师的“驻入”弟子，但是绝对是实质受教弟子，而且是受教非常多的，尤其是在学业上踟躇徘徊的时候，是赵老师对我进行指点，然后在赵老师的帮助下才有幸进入武汉大学哲学院师从邓晓芒老师学习了德国古典哲学，再次感谢赵老师！据我所知，西政有很多的师生都曾经受到过赵老师的指导，在座就有很多，所以我才会觉得赵老师从来没有离开过，也不是什么客人，就是回来看看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研究思考的精华，老师，欢迎您！（持续掌声）

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立法者的精神气象——法眼观史记》。那么初看题目，很多人可能会心生疑惑：法律和《史记》能以怎样神奇的方式发生联系呢？对此，我也很疑惑。在两年前，就在李为颖老师开的咖啡馆里，不知道赵老师是否记得，当时是一个下午，赵明老师跟我聊了好长时间关于《史记》的问题，当时非常受教。然后，前不久，赵老师还发给我一份提纲。所以，本来我以为自己有点剧透的资本的。但是，首先，剧透是很遭人讨厌的。据说有一个电影院的检票工作人员非常热情敬业，检票的时候会给观众特别贴心的问候：“您好，一号厅《地心引力》最后除了女主，其他人全死了；您好，二号厅《无人区》黄渤死了，徐峥最后为了救余楠自爆了；您好，三号厅《扫毒》最后除了古天乐都死了”（笑）。遇到这种剧透的热心人，估计大家都不会太愉快。其次，今天我是很想剧透的，但剧透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经典，它的阅读和解读的进路都太多。可以说，真正的读懂经典，它的一个表现就是能够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思路去把经典重新诠释。赵老师在这方面是有非常多的成就的，这些年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版，大家从介绍中也可以看到。

我只能外在的来说一下这个题目：法律和历史的关系。实际上，法律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学法律的应该是有点感觉的，首先是德国的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他曾经说，法学是一门历史性和体系性的学科，在他的理解里，体系性就是哲学性的意思，这其实是提醒我们法学应该有人文学科的背景，这样它才具有它的精神意象和精神内涵的；如果法律仅仅是技术层面，就能够主导一个领域的话，那法学也太没有意思了。实际上，这几年很多地方的法学教育都有这样的倾向，其实说点不好听的，我感觉西政也有，就是比较业务化、同时也比较应试化的发展趋势。好在我们还有「草街读书会」这样一个平台，经常给大家提供一些机会来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通过前几次活动我们也可以看到，「草街读书会」邀请的那些老师都是非常有人文素养的。前一次赵雪纲老师更多的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谈法律的一些基础的问题；今天赵老师准备从历史的角度来启发大家对法律进行思考。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外在的这样猜测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朝这个进路发展。今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几位嘉宾：首先是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云生；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曹为；行政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邬蕾；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陈进。（掌声）另外，我要在这里提一个期望。因为上一次赵雪纲老师的讲座点评不够犀利，真切的希望今天晚上各位嘉宾能够把火力开足，更多的进行思想的碰撞。我就先不多说了，已经说的太多了，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明老师为大家做精彩的演讲。（持续掌声）

主讲环节

非常感谢主持人泽刚老师刚才这一番带有感情的介绍！我和泽刚老师是多年的朋友，私下的交流非常之多，非常荣幸今晚由泽刚老师为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做介绍和主持，非常感谢！也特别感谢今晚过来一块念书的几位嘉宾，特别是刘云生教授，他是武汉大学文学的科班出身。《史记》是中文系必念的经典作品，（刘云生老师）是行家，我有点战战兢兢，但特别希望能够听到刘教授的指点。其他几位在年龄上比我小一些，陈进博士、曹为博士、邬蕾博士，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在这么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一起参加（这次读书会）。特别表达一个愿望，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既然咱们安排了点评，真的希望大家火力猛一点，撞击我的“榆木脑袋”。再说，我当年在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法学论坛”上待过好几年，也主持过很多，如果说我有一点所谓的“个性”，大概就是当年在那个论坛上有所展示。当然，从世俗的意义上说，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咱们熬过来了，已经形成了风格，我觉得挺好。所以我希望今晚，当年“西南法学论坛”的那种风范能够再现。

当然，特别感谢「草街读书会」的邀请，这个名字特别、特别美。我有时候遐想，“草街”——在一个江边——或者一个山脚下——或者大海边，总之很美，尤其是在晚霞映照的时候，假如那个草街上有一老太太牵着一小狗，还有一小孩儿，就在某一个很简朴很简陋的门前，坐在那儿念书、做作业、幻想他的外婆等等，很美！我们「草街读书会」以阅读人文经典作为它的主要的一个内涵，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江帆教授在组织这个「草街读书会」的开始，就希望我能过来和大家聊一聊读书的体会，我就答应了，觉得挺好。但是，差不多一年了，今天是第五期，前面有四期，都没有实现这个诺言，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好像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明天（11月26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现在可以说一说。我来之前特别嘱咐、委托「草街读书会」江老师帮我买本书送给大家，就是大家现在拿到的这本书（《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为什么送这本书呢？这本书写的是我的师爷---杨景凡先生，先生已经作古了。明天是他冥诞周岁，我这次就是为参加一个纯粹的私人的怀念活动回来的，所以我就给江老师联系安排在今天晚上做这么一个读书活动。我觉得这是对我师爷，对这位先生的最好的纪念。在座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已经承受了他的——某种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恩泽。比如，在学界、在全国教育界一个响当当的提法——“西政精神”，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西政精神”一个最重要的奠基人就是杨景凡先生。所以，作为一个“西政人”，我们应该记住他。

杨景凡先生是人文经典的一个高明读者。他在年主动提出离休的申请（获批是四年以后），自提出这个离休申请的那天开始，他就回到了自己的书斋，回到了人文经典的世界。我在整理景凡先生残存下来的13本读书笔记之后，做过统计，仅残存的那13本笔记中就可以发现他阅读的经典作品大概有一千二百多部。当然，这都是在他去世之后，我们这些后生才了解的，但是，也为时不晚。在整理他的读书笔记过程中，我所遭遇到的那种思想冲击、思想启迪、心灵洗礼，是我以前从不曾遇到过的。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定要为他写点儿文字，希望他对于人文经典的高明阅读技巧、对人文精神的那种传承，能够在我们西政、乃至于整个学界有所传承、有所发扬，这尤其是我们作为西政学子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上学期的4月22号，我拿到了这本书（指《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的样书，百感交集。因为这个书的出版是非常不容易的，删减了好多东西，但终于出版了。第二天，4月23号，我启程去了韩城，韩城是我们今晚要讲述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乡，我在这位伟大史家的故乡待了三天。景凡先生曾经说过（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司马迁是中国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人物。我在司马迁祠的那个地方坐下来，点上烟，反复的去品味景凡先生说的这一句话的韵味。这本小册子（《江海月明》），在写作笔法上是按照史记的列传的笔法来的，首先是实录，然后论，然后是赞。能把“实录”与“论”和“赞”融合起来，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技巧，它需要心灵的某种涵摄，需要心灵的加工。总之，这是我这些年写文字最用心、最动情、也最理智的一次实践。所以，拿到样书之后，我一定要去这位伟大史家的故乡看一看。五月一号，就在我们西政，开了一个景凡先生诞辰百周年的规模极小的纪念会。我就从韩城直接回到了西政——我的母校——参加这个会议。在会议上我反倒无言了，更多的是一种沉默，脑子里面对于司马迁故乡的印记，在那一个较短时间里总是挥之不去，乃至于在会场，无话可说。所以今天晚上算是一个补课，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西政精神”的最重要的奠基者。

今晚讲述我阅读《史记》的感悟，也想献给另外一位先生，他叫木心。木心先生也已经作古了，他的故乡在浙江乌镇。他是个流浪者，在晚年，无论是幸还是不幸，重归故里。生在乌镇，最后死在乌镇，一生孤独，是一位伟大的、孤独的艺术家。他对我阅读《史记》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候，给了我最猛烈的一击，乃至于我个人感觉“真的有点通了”，所以我特别地怀念木心先生。那么，今晚讲座的题目，最初告诉「草街读书会」时，用了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面的一句话，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总感觉这样的一句话作为一个讲题、一个题目，过于诗性、过于包容，即便发挥无穷的想象力，仍可能是在边缘上徘徊。最后我说改一下吧，就改成现在这样的一个题目（立法者的精神气象——法眼观《史记》），要讲的内容不变，还是那样。

前几天，北京的霾特别严重，我对霾又特别敏感，我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环境学的问题来考虑，我是把它作为一种命运来加以体验，我该离开北京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十月八号，我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开北京，逃霾。现在还在过程当中，但它让我，似乎要让我一生都忘不掉霾。自十月一号到现在，（北京的霾）比以往的那几年要严重得多得多，包括昨天晚上，北京的霾是二百多（PM2.5）。前几天，一到霾严重的时候我就流眼泪、头疼、失眠。所以，大概三点钟左右我就准备起床了，四点打开电脑，用了四天时间把今晚这个讲题写成了一篇论文，就是我现在手头上这个稿子，刚完成，昨天还在改。所以，今晚给大家的讲座是有稿子的，就不按照我过去那样的、天马行空的演说方式了。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那种天马行空的能力比我念稿子要强得多得多。待会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只会念稿子，然后说这人不行，那你是不了解！（笑）所以，今晚基本是把写作的这个内容给各位作一个汇报。

首先是读书的方法，这也不是一个的抽象的议论。读的作品不一样、读的人不一样、读的时候不一样，可能你的体会、你的收获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抽象的、可以像万金油似的大家都可以用的方法，那样的读书方法，我从来就不相信。所以，我们可以在讲述当中，大家来看一看、或者感受一下我是怎么阅读《史记》的。最后好像有点儿点题似的作了这么一个题目——立法者的精神气象，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懵的感觉，念《史记》竟然弄出“立法者”来，这多少有些怪异。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念的经典少了，而且我们念得不太认真、念得不太对路。我们现代的教育（尤其是编写教材），把那些经典已经糟蹋得惨不忍睹了。煌煌巨著如《史记》，它里面最核心的内容肯定是关于立法者的记叙，这是不用怀疑的，这是肯定的。

其次，大家肯定会想到，柏拉图讨论立法者。其实柏拉图（的讨论）也是历史性的，至少他也是说故事，而既然是故事，他的第一品质就一定是经历时间，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历史的。「草街读书会」的第四期，赵雪纲博士来给我们讲的“卢梭论立法者”，确实在《社会契约论》里面直接有这样的标题。其实，卢梭也讲故事，而且卢梭还有一个特点，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经历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还博士后等所谓的“正规”的训练，他也是个流浪者，那些实有其事的很多故事，他当然了解得比我们今天要多得多，但是对他来说这不太重要，他有时候自己编故事，比如说他写小说，那也是历史。接下来，还有一个讨论立法者的，书名是我们法科生都知道的，读过没读过那倒不一定，那就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写《论法的精神》之前，他还有一个小册子叫《罗马盛衰原因论》，是讲历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孟德斯鸠是通过历史来阐释法律的精神，同时也通过法律来重新构筑一种历史的画卷。

所以，我们说从《史记》里边来讲立法者，即便你用西方的法学史、法律思想史或者政治思想史等来评说，它也是没问题的，可以站得住的。问题在哪里呢？好多好多年以来，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乃至于我们自己恐怕很难说清楚那个具体的时间点了，我们不大用“立法者”这个词而已。所以，我们今晚干脆就用一个好像是西化的这么一个词儿，回到我们自己的经典世界。这绝不是一种比附，不是，这首先是我要给大家说明的。

司马迁创作他的伟大史书——《史记》，他坚守了一种写作的方式，这种写作的方式其实是孔子曾用过的，到后来，即在待会儿要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董仲舒的那个时期，被称为“今文经学”，他们对孔子的这种写作方式做了特别抽象、经学化的阐释，其实，这一种阐释就跑题了，把经给念歪了，一直念到我们今天的“新儒家”，都念歪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可以说这样的话了。几年前还不敢这么说，会被鄙视说：你多嫩呐！如今年过半百了，不算嫩了，是吧！？我就直说了，请他们原谅。孔子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孔子说：“与其载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再讨论它的抽象的概念、命题等等，因为咱们不是要说人事儿嘛，咱们就认真地说一下人的事儿，不要动不动地就还原、或者提升、或者下降、或者转化或者“捣乎”成一种抽象的观念。咱们就从看得见的人事儿开始！这其实没有那么玄乎，它不是一种玄学，司马迁深得其精髓。整个《史记》就是按照孔子“与其载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方式创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直接面对他为我们叙述的那些人和事，暂时把那种形而上的癖好克制一下、放置一边，或者用现象学的话说：要悬置起来！这是我阅读《史记》时第一个告诫自己的方法。

既然是说事，《史记》里边太多的事，我们说什么样的事呢？从哪个时代的哪个事开始说起呢？那么就从立法的这件大事说起，就从司马迁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说起。司马迁是汉武大帝时代的人，汉武帝是西汉帝国或西汉大王朝的第四任皇帝，如果加上吕后，那是第五任，刘邦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然后就是武帝。武帝刘彻是景帝的儿子，在西汉帝国之前，有春秋、战国到楚汉，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的战乱。西汉王朝一开局就采行了黄老道术，无为而治，所谓“与民休养生息”，这当然是法律，是在立法。可汉武大帝一登基，当时年龄不大，才十七岁，他就来了一个与他的前辈不一样的大动作，尽管这个时候真正执掌朝政的还是他的奶奶窦太后。窦太后是特别信奉黄老道术的，但汉武帝不管，在公元前年继位时，首先改变纪年的方式，用他自己的“建元”纪年，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元纪年方式就是从汉武大帝开始的，那个时候纪年的名号就叫“建元”。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他刚继位，就把他的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shi）以上的重要权臣们召集起来，吩咐他们号召整个天下各地方的要员做一个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就是举荐那些有才学、有品性、有思想、有主张而且敢说话的这些人,最后经举荐定下来的有一百多人。他要干什么事呢？其实就是要打破黄老道术一统政治思想文化的格局，可他当时没说要举荐哪家哪派，举荐上来的一百多人的出身是五花八门的，有道家的、儒家的、法家的、阴阳家的，等等。当时的丞相（卫绾）负责这个工作，他向汉武帝上奏时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具体解释了，就是认为这些申、商、苏秦、张仪等是战国时代的法家、纵横家，是在这之前历史舞台上响当当的核心演员，甚至可以说是主角儿，卫绾说，这些统统不要了。要什么呢？要儒家人士、儒门士子。对他的这个上奏，年轻的汉武大帝批准了，“制曰：可”，就这么办。这个大事件预示着在春秋战国时代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狗的儒门很快就将在帝国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了。可我们刚才说了，真正执掌朝政的是他奶奶窦太后，窦太后是信奉黄老道术的，所以在之后的几年有一场政治斗争，还杀人了。但窦太后毕竟是老太婆，她熬不过年轻的汉武帝，六年以后她去世了，汉武大帝全面执掌了这个帝国的朝政。于是，他又继续干他奶奶之前压制下来的事，他召集之前举荐上来的贤良，明确地告诉他们，整个帝国的政治舞台上，要重用的就是儒生，要发掘、阐释、发扬光大的是自尧舜以来的儒学思想传统，而且他告诉天下和这些贤良们，咱们不空谈、不空说，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主张，形成文字正式地呈报于我，我现在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东西。《汉书》上记载说，这次诏对贤良的结果是，有两个重要人物正式出场了，“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这是《汉书》里的原话。可以说，儒家的时代正式到来了。我们这里只说董仲舒。

董仲舒与武帝连续三问三答，策对三书，那都有正式的文字，史称《天人三策》，因为第一策是讨论天人关系的，便以此作为主题而命名。从《汉书》的记载来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关涉到当朝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内容，是所谓“治事”之根本、立法之大要。在《天人三策》的最后，董仲舒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概括：“《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用最简单的、也是后来史书和教材上常使用的话说，核心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学术讨论，而是关涉到西汉武帝一朝立法的、政治秩序建构的一件大事，这为武帝所激赏所采纳。那也就是说，董仲舒成了西汉武帝一朝继黄老道学家之后的名副其实的大立法者，而且，这个大立法者的《天人三策》的核心思想之影响，绝不仅止于武帝一朝，甚至可以说，它的真正影响还在武帝一朝之后，乃至于我们今天。现在的新儒家们，或者自称“儒生”的那些人，还在重祭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大旗，费尽心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去寻觅重建当代文明秩序的大智慧。我们的校友，当代新儒家，按有些人的分期，叫新儒学第四期还是第几期的核心人物，有点教主意味的蒋庆先生，好像时不时也回来讲讲，传传道，他的代表作就叫《公羊学引论》。董仲舒这位大儒在儒家经学的谱系里就属于春秋公羊学谱系。那么，我们从蒋先生的书名就知道，他是要重新祭起公羊学的大旗。这里我念他这本书里最后一章总结性的一段话，就明白他的宗旨了，他说：“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文化重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政治秩序合法化的问题，而政治秩序合法化问题的核心又是建立合法化的形上基础的问题……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秩序合法化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在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上将会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念这一段话是想向大家表明，今晚我们讲的这个题目，乃至于今天的儒生，它真的关涉我们立法的大事。

可是，史家不尚“空言”。蒋先生所说的儒生、儒家、形而上这些东西司马迁不是不会玩儿，司马迁不想玩这个。我们说《史记》是关于中华文明的第一部通史，这当然没问题，可是我想强调的是，它其实更是关于西汉帝国的第一部“当代史”。根据王国维先生的推断，汉武帝在公元前年登基的那一年，司马迁满了五岁。司马迁死于哪一年，不清楚。但根据《史记》这部文本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一生伴随着武帝一朝的全程，是武帝一朝的亲历者、见证者。而且，司马迁是接替父职，他的父亲叫司马谈，担任武帝一朝的史官，是太史令，记录当朝的大事是太史令、史官的职责之一。我们要特别的、在心里明白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领俸禄完成一点职责了事。他是把这个职责视为自己生命的一种担当，是人生一种使命。我们阅读《史记》，这一点是必须要记住的。所以，在“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为“二十五史”里，唯有《史记》当时的书名定为《太史公书》，这是基于一种使命感、贴着自己的命而完成的。这件事是我们随时都要提醒自己的。司马迁自己这样说过，“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史家，对于当朝明君、贤臣的那些赫赫事迹、那些重要的思想言论，作为一个史家，如果不能如实记录下来、传播下去，是一种罪过。那么问题就来了，司马迁是怎么记叙他的当朝那位伟大立法者董仲舒的呢？

打开《史记》，立即就可发现一个问题：董仲舒作为当朝那么重要的一个立法家、大立法者，司马迁竟然没有为他独立列传。写肯定是写了，但写在哪里了呢？在“类传”《儒林列传》里。司马迁的《史记》由这么五个部分构成，“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写董仲舒的主要篇幅是在“列传”里边，而“列传”又分“独传”、“合传”（2-3人）和“类传”（同一主题）。司马迁对当朝的大立法者没有独立列传，连“合传”也没有，只在“类传”里边写了几段无关痛痒的文字。这一点，大家在读的时候，应该觉得奇怪，应该问一下。并且，在这几段文字里，他竟然疏忽了，这里的疏忽要打引号，他“疏忽”了这位大立法者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第一，是他按公羊学的谱系阐释《春秋经》的《春秋繁露》；第二，是直接指导当朝立法的《天人三策》。司马迁都“忽略”了，没提，甚至只字不提！他倒是记了董仲舒的另外一本书叫《灾异之记》，讲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灾异之记》这本书是董仲舒最有思想特色的一个表现，是他根据灾变推演阐明阴阳变化机理的、颇具“形而上”意味的作品，就是刚才讲的，蒋庆先生说的那种“形而上”的东西，司马迁在这里（类传）提到了，他是怎么提的呢？是这样说的：辽东高庙（各地方为刘邦建庙祭祀用）失火了，当地主政的主父偃不太喜欢董仲舒，就把《灾异之记》上奏到了汉武大帝，说您看，这本书讥讽时政，按照这本书的内容，高庙烧了意味着失德。汉武大帝挺好玩的，他把很多都属于董仲舒学生的儒生召集到一起，糊名，没说是董仲舒写的，给大家传看，叫大家发表议论，就像付校长给大家看文件一样，你们大家都看看（笑）。其中一人挺有水平的，叫吕步舒，董仲舒的高足，他不知道是老师的大作，而且在想，这是皇上让大家评论的，看皇上这架势是有什么心机，揣测一下，这不太像是个好事，于是，他就说了两个字“下愚”。“下愚”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愚蠢的胡说八道。汉武帝说，这可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笑）其他儒生也附和了这一看法。之后，汉武帝就把董仲舒抓了起来，扔进死牢里，当然，汉武帝是不会杀这位当朝的大立法者的，过几天就放了。放了以后董仲舒的表现，我们待会儿再讲。所以你看，司马迁记叙当朝的立法者，最重要的事没写，最有特色的事他写了，而且还是这样一种遭遇。这就值得大家去琢磨了。

当时就有人琢磨，而且琢磨得很准确，那就是写《汉书》的班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著《史记》的选材和立论提出了批评，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选材的确是很怪的，其中的立论也是有的。班固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意思是取材“黄老”和当朝正在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经）不吻合，他还写游侠，写货殖列传（倡导大家去赚钱），这哪像个儒生。所以看得出，这些选材、立论都是跟圣人相悖的。但是，班固也是大史家，他是这样“赞”司马迁的：“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当朝那些见多识广、饱读诗书的读书人，如刘向、杨雄，都说司马迁所创作的作品绝对没有丢掉史家的第一品质，也是史家核心的、必须坚守的职责，那就是“实录”，不是想当然的瞎编。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实录”当朝的大立法者？难道说他没搞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里边所表述的、深邃的高明主张？我们都知道，自己搞不懂的东西怎么写嘛？司马迁没搞懂吗？绝对不是。

事实并非如此，给大家念一段《太史公自序》中的文字。有这么一个对话的记录，司马迁同朝的朋友，壶遂问他：“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是这么回答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在回答壶遂关于孔子为什么要修订《春秋》时用了“董生曰”，不是司马迁自己，而是一个叫董生的人告诉的。把这个“曰”后边的内容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进行对勘，我们可以确凿的说，这个董生就是董仲舒。也就是说，在《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孔子为什么修《春秋》的那一段“董生曰”的内容就是董仲舒说的。那就是说，司马迁对董仲舒的核心思想之要义了如指掌，不是没搞懂，而是搞得太懂了。宋朝有个人叫真德秀，他就依据《太史公自序》里“董生曰”这一段提出了在学术史上或者史记学上一个几乎被公认的判断，说实际上司马迁是拜过董仲舒为师的，也就是说，这位当朝大儒、大立法者就是史官司马迁的老师。围绕真德秀的这样一个判断，宋以后在史记学上关于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师徒关系有很多的讨论。是也，非也，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下边再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司马迁对董仲舒这位当朝大立法者的思想和主张简直是了如指掌。除了《太史公自序》里这一大段记录之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刚才说了，《史记》每一个“表”前面有个序）当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非常了解。然后，又在《儒林列传》里，司马迁明确说了：“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这些证据都可以表明（其他证据我们就不念了）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作品、思想肯定了如指掌。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中说：“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说司马迁也是“春秋公羊学”这个路数下来的。所以司马迁对董仲舒的思想绝对地非常了解。

我们的问题是，他那么了解董仲舒的思想，为什么不“实录”，为什么不写他？当然，对于梁启超先生这个非常明确、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判定为师徒关系的这个看法，并认为同属“春秋公羊学”谱系，这一点我同不同意不重要，如果时光倒流，司马迁自己就不同意，这也有证据！同样也是司马迁回答壶遂的讨论时说过的话，壶遂说你是不是要模仿或者接续孔子做《春秋》？他是这么回答的：“唯唯，否否，不然……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史家非常明确地告诉了壶遂。因为当时，壶遂说你现在做这个《太史公书》，实际就是接续、继承孔子编修《春秋》的这个谱，其实意思也就是说，你小子是不是太狂妄了一点喔！可是司马迁当时就明确告诉壶遂，你这个说法，行，也不行，怎么跟你说呢。明确说了吧，你把我创作《太史公书》比作孔子、董仲舒他们所阐述的那个《春秋》，缪也，不对。所以梁启超先生的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大师有时候也出问题，并且有时候跟小学生出的问题一样，这不奇怪。我们念书，不要在那些经典面前表现得全身都发……发软，那样的话，还不如不读书了，相当于成了“经典”的奴仆！在读书的过程中，要以你为出发点，别太紧张，认真读这一点是要肯定的，但是也别那么胆战心惊，该表态的表态，没事儿！

好了，说了这么多，核心就是想说司马迁肯定是搞懂了春秋公羊学的，可是，问题还在于司马迁对这位当朝大立法者的《天人三策》等作品为什么不提呢？真相究竟如何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在这里我不妨明说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真相或许就在于史家司马迁对于这位当朝大立法者在《天人三策》中所倡导的那些立法精神、方向、道路大不以为然。

司马迁本人是非常敬仰孔子的。就是这位史家，首次为孔子作传，而且把他的位置放得非常之高，在“世家”中，叫《孔子世家》。可是，我们从司马迁为孔子写的第一篇传中就可以看得出，其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里面讲的孔子差异极大，尤其是《天人三策》。学弟学妹们，今晚过后，我建议你们回去读一下《孔子世家》！当下我们不是在喊要有文化自信嘛？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自信。如果你有文化自信，但你对孔子都不了解，你还自信个啥！（笑）今晚大家回去就自信一下。我翻来覆去、多次阅读《孔子世家》，我读出来的是悲剧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是悲凉的感觉！我读到的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其实是一名孤独者。为什么送这本书（指赠书，《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呢？这本书第二章就特别讲述了这个故事，所以今晚你们回去也顺手翻一翻，写得也挺好的（笑）。孤独者的知音，那也一定是孤独者。可以说，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深切体察孔子孤独内心世界的精神意蕴和力量，就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绝对的孤独者。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件辩护过，至少他想说一点真相，激怒了汉武大帝，于是被下狱，判处死刑。当然，死刑最后没有被执行，给他的是宫刑，宫刑对于男人而言也叫腐刑，就是把男根给割了！如果按照公元前年这个生日来计算的话，司马迁当时才40多岁；如果按照公元前年这个生日来计算的话，他才30多岁啊！这种刑罚给予一个士大夫精神上的辱没是多么残酷和惨烈！

可以这样说，他正是在承受着这样的痛苦、绝对地扛下了这个世间的生命的孤独和悲凉而写完了《史记》，或称《太史公书》。而且，他找了一串的他的榜样、他的同道、他的知音，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司马迁第一个这么干，这么干的人多了。在《报任安书》中，他特别地追叙了一个孤独者完成孤独而轰轰烈烈的人身谱系，其中就包括演《易》的文王、编写《春秋》经的孔子，当然也包括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以他最后这样子总结说：“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跟他朋友写信当中讲的。孔子是个孤独者，他引为同道，而在《孔子世家》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在54岁的时候还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有一次，在途经郑国的时候他们师徒走散了，弟子们去找他，一路在打探，这时郑国城门边有一个人对子贡说：我倒是看到这么一个人，跟你描述的有点像，“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后来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孔子，把这样的说法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欣然笑曰，说什么长得像皋陶、子产等，净瞎说，但有一点说得好，就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坦然承认自己的无家可归，就像丧家之狗一样，这其实就是他内心世界的、强烈孤独感的表达。后来，就在孔子去世前，子贡去看望他，师徒一见面，孔子泪流满面，他已经73岁了，悲叹而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挺孤独的吧！然后，他还对弟子说：“天下无道久已，莫能宗予。”孔子在死前最后一次思量这个世界，他发现自己生前无人，生后无人，他是一个绝对的孤独者。而且他对这个世界很绝望，他压根就不抱什么希望。

司马迁就写了这么一个孔子，挺悲凉的，当然也挺悲壮。按理说，在他的当朝，孔子的儒门一下子兴盛起来了，董仲舒所提出的、为汉武大帝所全盘采纳的《天人三策》里面是把孔子非常正式地供奉在了帝国立法的大宗师的位置上，按理说司马迁应为孔子高兴才对。孔子已死去几百年了，死时说“莫能宗予”，即孤零零的、挺惨的。但无所谓，现在不是热闹起来了？所以按理说司马迁应该高兴，至少是欣慰。可是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一开篇，就毫不隐晦地表明了相反的心绪：“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里的“功令”就是当时朝廷考核、选用学官的法规，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儒林列传》首先就说一个重大的立法事件。他拿着这些法规、法令，他要念，他要写，但他念着并不是那么兴奋了，不是什么拍案叫绝，或者说可以告慰孔夫子的在天之灵说：你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

这个“功令”（法规）确实是汉武大帝主动诏对贤良们提出来的。我这么说的意思，请大家一定要细心、要小心、要留意，这里没说是董仲舒先提出来，然后经过运动、普及、推动（而盛行），我说的是汉武大帝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天人三策》也是这样，是被动的，汉武大帝自己有一个诏书，发布于天下，然后，有一帮儒生尾随而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到这为止了哈，你们说我们这个文化它改了吗？念一段给大家展示一下，汉武大帝是这么“诏曰”的：“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汉武大帝意思是说，现在礼崩乐坏，太不像话了，没个规矩，把你们这些贤良方正召集起来，就是要去教化、推广、重塑“礼乐”那一套东西。你们看到没有？没有谁去教汉武大帝，汉武大帝自己说得很清楚，接下来才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出现。司马迁在开篇写的这个“功令”就是当时御史大夫公孙弘上奏给汉武大帝的话，简单说就是：皇上，你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遇到太阳了，从此天下不再有黑暗了，我们现在就召集一帮博士，来具体地落实“今上”的思想。但这个主张怎么落实呢？首先是招人，要招博士弟子员；然后给什么待遇，等等等等。这个“功令”大致就是这个内容，我就不具体念了。然后，报告一打上去，汉武大帝就说：好啊好啊，立即就批准了。司马迁在实录了这样一个立法事件、立法过程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显得很有文化啊，一看满朝文武里面都是博士，有的还是博士后呢。（笑）

接着，我们来看《儒林列传》。《儒林列传》有两个内容：一是追忆儒林士子自孔子以来在政治际遇中苦难的心路历程；一是记叙当朝儒林传承《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之谱系。仔细地品味《儒林列传》这两个内容，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内容非常明显地藏着、或者都表现出史家司马迁沉沉重重的隐忧。他不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他隐忧什么呢？他发现所有这一切，为什么这些人现在都宣称自己是儒生？就是为了功利、好处，就为了一点利禄。这些都有司马迁的原话，原话我就不念了。你说，这些儒生会让这位史家觉得有意思吗？没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一个判断是否站得住脚。刚才说了，班固批评司马迁的选材立论是有悖于圣人的，可是，在这一个问题上，班固在《汉书》里全文照录司马迁，而且比司马迁说得还透彻。司马迁只讲故事，在《儒林列传》中说了，哪些人因为懂了《易》、懂了《诗》、懂了《春秋》，然后就做了这样那样的官，这就引得天下所有人都趋之若鹜，拜他们为师，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故事；大家看班固，他明确这么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余年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者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有些人说董仲舒特别厉害，把“春王正月”四个字演绎成三万多字，班固一看，满朝都在纷纷著述。要是今天在我们西政发科研奖还会遇到麻烦（笑）。汉武大帝当时有钱，就给他们发。他（班固）发现所有这一切不过就是为了两个字：禄利。

这两位史家都记载了这一重大的立法事件，对这个事件的后果，两位史家有一样的看法，也就是说，儒门在当朝确实兴盛起来了，儒学成了“官学”，儒家经典之“学”也就是“经学”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登堂入室，变而为“政治儒学”，成了士子们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对此，史家沉沉重重的隐忧，隐忧什么呢？儒学从此沦为庸俗的政治工具之际，儒生也就纷纷演变为“利禄之徒”了。据说，蒋庆大师啊，啊，我也50岁了，都是老人了，可以这么说他了，而且也应该说一说了，就在贵阳嘛，离这里不远，很发达啊，建了个“阳明精舍”，据说亩的用地啊！咱们的西南政法大学老校区没有亩，只有来亩，他还说自己很穷呢！还说儒门淡薄呢！还嫌少呢！呵，你不觉得这话，呵，富人说话真是不一样（笑）。顺便说了这么一句，也许下面有蒋庆的粉丝，别下来打我哈（笑），我说的是实话，我是“实录”。这个事，司马迁、班固看到儒学从“栖栖遑遑若丧家之狗”到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刚兴盛起来，结果就成了政治的工具，利禄之徒趋之若鹜。数千年以后一直到今天的蒋庆先生都差不多，哎呦，我也要废书而叹曰：麻烦。

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是以董仲舒的记叙来结尾的，他这么说的（实录），“仲舒弟子遂者，（遂，就是当官了，登堂入室了。）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弟子跟他学，大大小小的利禄之徒上百人，一起发达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考研究生、博士生一定要找个什么长官，像我这种，没人选（笑），栖栖遑遑犹如丧家之狗啊；你再去看有些校长，那是门庭若市啊，为什么呢？有利禄，用四川话说：有搞头，跟着他们好耍。耍几年下来腰包还鼓鼓的。（笑）。跟着我，跟着我念《史记》，凄凄惨惨戚戚（大笑）。你们看看，司马迁的当朝就是这样。接下来，司马迁还说了一句话，“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董仲舒的子孙那也发了大财。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说了这个，《春秋繁露》没怎么说，《天人三策》一字不提，有意思吧！？读书要这么读就很有意思了，哪怕是读得凄凄惨惨戚戚，也读得心潮澎湃嘛！我们生于世间，心灵孤独，却行止又在茫茫人海中，你能不抬眼望人世间吗？不可能啊！我多年来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些玩意儿，但是有时候做梦它都撞进我的梦里，吓老子一大跳。（大笑）

总结一下吧，司马迁读“功令”废书而叹，对当朝这种儒门兴盛的立法之举，看来他并不赞赏，那么，他究竟企慕和怀想的是怎样的大立法者呢？是什么样的立法精神呢？我想，肯定跟讲的这些是有关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下一部分了。我们说史家说故事，不会抽象发表议论，或者像卢梭那样写本《社会契约论》专门论述立法者，他没有，《史记》满本都是故事，所以，他的企望、期望都埋藏在所有的故事当中，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地来读故事。刚才提到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用意颇深地将司马迁作为殿尾，而且他这么说司马迁的，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司马迁著史，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先生厉害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开始我提到木心先生，木心先生在美国跟几位画家开了一门课，讲文学、讲故事，陈丹青先生后来把讲稿整理出版，叫《文学回忆录》，在这个讲义中，木心先生专门讲了一讲叫“中国古代史学家的文学”，翻开一看，他跟鲁迅先生一样，主要讲的也是司马迁。木心先生是这么说的：司马迁“是‘不以死殉道’的伟大先驱。他为李陵说项，遭宫刑，成《史记》。他是真的强者。”又说：“中国文化是阴性的，以阴柔达到阳刚，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先生还说：“一部《史记》总算落落大方，丈夫气概。”这是木心先生心目中的司马迁。

他用了一个词：“阴柔”。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木心先生用这个词要说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人际关系的那点“品”、那点精神气质。我们都知道，从小父母都教我们怎么待人接物，怎么说、怎么做等等等等。总之，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当中的那些表现，在木心先生看来是不太可能有阳刚之气的，更多的是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木心先生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至少是汉文化的一个传统。而我要补充一句，跟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跟司马迁讲“立法者”故事，以及回应他为什么要那样讲董仲舒相关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制度对它的塑造有关，它反过来又使得制度只能这么去塑造。木心先生毫不隐晦地说我们这种“阴柔”伦理文化，这个传统的最高代表，是孔子。木心先生用词是非常之讲究的，在当代文学艺术家中，我还没有见过有第二个像木心先生这样精心考究用词的，比如说，他讲孔子的时候，有时候称为“孔子”，有时候直呼其名“孔丘”。比如下面这段话，他说，自己“从小熟读司马迁，可是，随着年事增高，读到最近，起了怪想法：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是再想想，不开心了，因为不可能……中国文化五千年、三千年，论面积和体量，不好和西方比。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什么是哲学？是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无功利可言。忠、孝、仁、义、信，则规定人际关系，伦理学在中国，就是人际关系学，纯粹着眼于功利。”这是木心先生讲司马迁的时候的这么一个想法，一个总体上对中国文化的判定。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仔仔细细的看来看去，最后摸着自己的胸口回想自己五十年的人生，（小时候几年的记忆忘了，需要排除，那也至少有四十多年）可以用四十年的个人经历拍着胸口说，木心先生没有冤枉我们的文化传统。木心先生接着这么说：“尼采批判此前的所有哲学，后世哲学家无人不在尼采的光照中。中国可悲，出不了尼采。以司马迁的人格、才华，最有条件接受尼采”。刚才我说怀念木心先生，就是他的这一句话，这句话让读了三十多年的《史记》的我有了豁然贯通之感，不是其他的，其他的我早就知道。可是这一句话，说“以司马迁的人格、才华最有条件接受尼采”，之前没见谁这么说过，真的让人振聋发聩。

我们知道，尼采的哲学是生命哲学，我们也知道，其实尼采他终生要探究的一个主题，就是“大立法者的精神”。木心先生这么一说，让我一下通了，木心先生说这是一种“怪想法”。他从小熟读《史记》，老年又读《史记》生了这个“怪想法”。所以刚开始说不用自己的生命来读《史记》是不行的，木心先生就是一个例子，用一生来读《史记》。他起了“怪想法”，他发现司马迁不会抛开儒家，这撞击了我，他让我感觉读通了《史记》。但后面，木心先生又判定，“司马迁不会抛开儒家”，对此，我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唯唯否否，不然。也就是说我不同意木心先生的这一判断。《史记》当中大大小小记载了四千多个人，木心说他是尼采最有条件的接受者，没问题！为什么？我们说司马迁是为自己、也是为伟大的文化谱系培植了非常广袤的一片森林，这四千多个人物可以说是司马迁史家用他的文字凝固成的一个庞大的雕塑群，也可以说这四千多个人就是史家他个人精神生命的化身，是一个史家最终形成自己的精神生命定格的那一座又一座的路标，当然也是史家为各色生命刻写的永恒的纪念碑。司马迁企慕的立法者、怀想的立法精神就蕴含在这四千多个生命的纪念碑里，这就需要我们走进这个墓碑群、走进这个雕塑群、走进这一个又一个千姿百态的生命。那是一个“世界”的图景，而这个“世界”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我们仍然置身其中。

司马迁不可能成为“乡愿”，人见人爱。其实，我们父母从小多么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乖孩子。多年以来，我自己数次下定决心，教育我自己争取成为一个“乡愿”，最近这些年一想，干嘛呢！？自己还天天读《史记》呢，成一个“乡愿”干嘛？我觉得在我生命快要定格的时候，如果作为一个“乡愿”定格，有点辱没我自己。这是我爱司马迁一个根本的、生命的契合点，我这样的人和司马迁差不多，不可能人见人爱，没有什么朋友，孤独得很呐！据史料记载，司马迁一生只有两个朋友，两个！你们在座的，朋友遍天下嘛，呵呵，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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