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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描述
唐代诗人在诗歌中咏叹的疾病有哪些患病的缘
唐人在诗歌中咏叹的疮疡类疾患包罗内容较为复杂。有时诗作者亦未曾明确说出自身所患是哪种疮病。
如元稹不止一次在寄给白居易的诗里谈到自己“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羸骨欲销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但始终没有说明其所患的疮病究竟为何；王昌龄则在其诗歌中记载了其所遇的一位“疮病驱来配边州”的迁客，虽然没有言明具体是什么疮，但其既因疾遭遣，恐怕会不是证情较轻之病。
鉴于有种种未被说明的情况，实则难以判断发生在文人士子身上的疮疽痈疡与让乡野庶民们感到恐慌的“血痈”是否有所交叉，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存在唐代医书中并未见有“血痈”一词，今人已难准确知晓其所意指，据于赓哲先生考证，唐代民间所称的可能性。因为有时疮疡类疾患同样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诗人孟浩然就是因背疽发作而辞世。
尽管出现在文人诗词中疮疡疾患内涵稍嫌复杂，但该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发作率较高的原因还是有一些的同其身份阶层相关规律可循。不同与军卒将士们“为子惜功业，满身刀箭疮”的金疮战痕，或农户田家“水淹手足尽有疮，山虻绕身飞飏飏”的劳作苦辛，知识阶层患疮的缘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习仕宦地域的环境风土。据《备急千金要方》载，四时之气“卒然大风、大雾、大寒、大热，若不时避，人忽遇之，此皆入人四体，顿折皮肤，流注经脉，遂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泻，变成痈疽、疗毒、恶疮诸肿”。而中原文士初到某些较偏远州土任官时，多不习惯当地相对恶劣的环境气候，亦无从调摄避忌。不少诗人在作品中都曾提及自身罹患疮病与所供职之州郡气候变化异常、云瘴气毒有关。
如韩愈即曾在诗中记述其任职的连州“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而自己在此地工作期间则患上了疮病“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随事生疮疣”；柳宗元也在寄给友人韦珩的诗中提到自己在柳州“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的艰难情状。
此外，元稹的“三千里外巴蛇穴，四十年来司马官。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白居易的“巴徼炎毒早，二月蚊蟆生……如有肤受谮，久则疮病成”等诗句都表现出疮疡疾病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第二，抑郁忿怒情绪的影响。疮疡疾病在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受贬谪官员中发作较多，除了上述不适地域风土的缘故外，此类文人常感抑郁或忿怒之情志亦是疮患的诱发因素之一。
第三，服饵金石之积习。如前文所述，唐代士大夫阶层中十分流行服食之习，然《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背疽病因时即有语“皆因服食五石寒石更生散所致，亦有单服钟乳而发背者，又有生平不服而自发背者，此是上代有服之者”，《外台秘要》所收录中书侍郎薛曜的《薛侍郎服乳石体性论》中亦言，服乳石如不得宜即可能引发疮痈。而身患疮病的文人中多有喜好服食者，如孟浩然、元稹、韩愈、柳宗元等都曾有饵丹饭石之经历，虽然难以断言其疮病与服食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服饵金石的习惯也可能是学士文人易生疮痈的根源之一。
第四，消渴、风病等疾的并发症状。《备急千金要方》消渴篇有言“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又诸风篇载“风邪客于肌肤，虚痒成风疹搔疮”；
《外台秘要》亦论消渴“其病变者多发痈疽，此坐热气，留于经络，经络不利，血气壅涩，故成痈脓也”、“热犹未尽，发于皮肤，皮肤先有风湿，湿热相搏，所以生疮也”，又论风病“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则起瘾疹……搔之成疮”。而消渴、风病都是唐代知识阶层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如曾生疮有的元稹、白居易同时也都是消渴与风病的患者，其疮病的发生未尝没有受后两者影响的可能。
以上诸项大抵即是何以文人士子个人卫生条件相对优裕，又无须耕战，却仍多发疮病的主要原因。
耳病
从诸吟咏耳病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使文人们感到困扰的耳疾主要是耳鸣、耳聋等证，基本没有耳肿痛、流脓、痈疖等较严重的耳病。如元稹自叹“耳鸣疑暮角，眼暗助昏霾”，卢纶言其病中“腠暖苦肌痒，藏虚唯耳鸣”，王建同友人诉说自己“痒头梳有虱，风耳炙闻蝉”等等。
唐人诗作中所言的耳聋多为因年老体衰所致的听觉减退或失聪。在他的另一首诗中再次提及自己“饮败肺常渴，魂惊耳更聪”。而翻检唐人所撰医书，并未见有“耳聪”一病的记载。姑且不论晋人殷仲堪之父所患的耳聪究竟为何病，仅据相关诗文内容蠡测，唐代诗人笔下的“耳聪”很可能是耳鸣的另一种说法。
如元稹自身的表达“耳中虚藏鸣”就很接近对耳鸣的症状描述，且从元稹的其他诗文中可以知晓，他确实患有耳鸣之疾。韦庄亦曾不止一次的引用堪父耳聪之典故，“胸中疑晋竖，耳下斗殷牛”、“殷牛常在耳，晋竖欲潜肓”，然则这些诗句都是作者在重病情况下述说身体的种种不适表现时所用，较之揣测诗人是因病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听觉能力，认为其是在描述自己病中体虚耳鸣的症状似乎更为合理。
在唐代普通民众的主要疾病种类中并没有耳病的存在，耳疾在知识分子的叙述中排名靠前同样带有某些的阶层特色。
第一，文人士子的认识基本是与医书相一致的，其在诗文中常直接用“耳虚”一词来描述己身之耳患，如“眼晕见云母，耳虚闻海涛”、“耳虚多听远，展传晨鸡鸣”、“耳虚尽日疑琴癖，眼暗经秋觉镜昏”等。知识分子体质本即相对较弱，日常又多因政务或文学苦思冥想、殚精竭虑，易于耗伤精血、宗脉亏虚，因此增加发作的几率。
第二，唐代民间主要病种所列的疾患多为攸关生死、对健康有较大危害的疾病。而即使是较为严重的耳病，如脓血聘耳、卒痛痈疗等，一般情况下也并不致命。所以对于庶民阶层的普罗大众而言，就算耳病在其群体中的发病率也许不低，但它的重要性却远不如其他可能对威胁生命的疾患。
而就知识阶层而言，他们拥有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更多的医疗资源，是以对某些流行病、传染病的恐慌度相对而言可能不如普通民众高。相反，诗人文士在对世间万物的感知方面往往极为细腻敏锐，而耳鸣、耳聋等听觉器官的疾患却在某种程度上干扰甚至阻隔了其对世界的思考与沟通，给其心理与精神上带来较大的痛苦。耳病因此被反复吟说，成为影响知识分子健康主要疾病之一。
足疾
这同样是一内涵相对复杂、指向不甚明确的疾病。诗文中对此有“脚疾”、“病脚”、“足疾”、“足肿”、“足病”、“足软”、“胫细”、“胫弱”等诸多说法。
如元稹在《和乐天寻郭道士不遇》一诗中讲郭道士“方瞳应是新烧药，短脚知缘旧施舂”，并在其后按曰“为僧时先有脚疾”；杜甫则自言“卧愁病脚废，徐步视小园”、“鼓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白居易更专有《足疾》诗，言及自己病足经年不愈的情况“足疾无加亦不瘳，绵春历夏复经秋”。
唐代普通民众主要疾病种类中似乎没有直接与足病相对应的疾患，但其中“肿病”一项很可能同文人们所说之足疾略有交叉。以往研究指出，肿病似应为多种疾病所反映出的水肿类症状之总称，其中亦包括了不同程度的下肢局部水肿。而诗人笔下的足疾也包含了“足肿”一类，如元稹即曾感叹“土膏蒸足肿，天暖痒头风”。
诗人们所言说之足病主要可能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脚气病。脚气病是晋唐时期发病率较高的疾患，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中相当流行，如孙思邈所言“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以今日之疾病分类标准而言，古代脚气病本身亦是收纳了多种疾病之综合概念，其具体内涵已有不少学者做出过专门研究，此处仅以唐人对脚气病认知为准进行讨论。
有研究者认为晋唐士人“绝大部分脚疾当属于其时的流行病——脚气”，且其指出当时文献在记载脚气病的用词上“唐前史书一般称脚疾、两唐书称足疾”。那么依照当时的语言使用习惯，唐诗中所出现的“脚疾”、“足疾”等词也很可能所指就是脚气病。而《备急千金要方》提及当时尚有其他医家以“脚弱”来称呼脚气病，因此如包佶之“胫弱秋添絮，头风晓废梳”也不排除是脚气的可能。
脚气病发作的因由，当时医家认为是“风毒中人”，《外台秘要》论脚气得之所由即言“暑月久坐、久立湿地者，则热湿之气蒸入经络”，而元稹述其脚疾为“土膏蒸足肿”，此正与医书对脚气病的记载极为吻合。从中亦可看出，文人士子多患脚气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其曾在土地炎热卑湿之州郡任职相关。而若再将后人之观点加入考量，士大夫阶层日常多食精米白面，以致身体缺乏必要维生素；或文人处士热衷炼丹服食，以致重金属中毒等等，可能都是知识分子群体脚气病多发的部分原因。
其二，风病足痿。风疾同样是唐代知识阶层中发病率相当高的病种，而手足委废不随恰恰是风病的一个重要症状。诗作中的足疾亦有部分是属于此类。如白居易在其《病中诗十五首》之序言中写道“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风痹之疾，体矜目眩，左足不支”，而诗中有“足软妨行便坐禅”句，此处的脚弱显然并非缘于脚气，而是由风疾所致，其另一首诗“右眼昏花左足风”说的也是由风疾造成的腿脚不便。罗隐的“左脚方行右臂挛”所言亦属此类情况。
其三，足疮、意外损伤等疾。除了上述有较强共性的足病外，还有些其他足部疾患也增添了足疾的内容。如白居易《疮病》一诗中所述的即是其足部的疮患“脚疮春断酒，那得有心情”；权德舆之《工部发引日属伤足卧疾不遂执绨》便引子春伤足之典故言其因足部意外受伤而未能参加尊长丧礼之哀忧。
此外，文人伤感于因年迈身老而致的腿脚无力，如杜甫之“年侵腰脚衰，未便阴崖秋”；或消渴等疾并发的足部疾患，都可能是知识分子在诗歌中对足疾记述较多的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