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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人间耳尽聋
——评《大明完人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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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历来是人所向往的。只是“完美”的标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传统中国存在一种对完人的评价标准,即“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豹(叔孙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三不朽”首次出现在史书中,也是后人评价“完人”最著名的标准。目前流传的关于“三不朽”完人的版本有好几个,但其中都少不了王阳明的身影。可见,王阳明在“立德”“立言”和“立功”上取得的成就,已被广泛接受。
《大明完人王阳明》一书以“大明完人”来指代王阳明,足见作者对其地位的认可。作者在序言中拿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位著名“完人”——诸葛亮和曾国藩,来和王阳明对比,着重强调后者在学问上的突出成就。同时,作者也点明此书重在介绍王阳明的“心学”及其形成过程。由于“心学”的一大特点即是其带有鲜明的行动哲学色彩,所以作者认为,了解阳明之生平对读懂“心学”至关重要。
当然,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不在于为阳明心学提供什么学术创见,也非以小说笔法来重建王阳明的一生。作者在序言中引用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对阅读阳明传记益处的话,并对其所言“王阳明传记具有鼓舞读者精神,特别是鼓舞青少年精神的力量”深表认同。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与其他阳明传记相比,作者增加了传记中有关阳明先生青少年时期的篇幅,意在强调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与阳明“心学”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作者控制了全书的总篇幅,意在针对当下碎片化阅读的现实,让读者有精力和耐心来阅读此书。作者还提到,如果有意研读阳明先生的心学作品,那么对照传记研读更佳。
全书第一章“造化的精灵”,介绍王阳明从出生到正式踏入仕途(年至年),即王阳明二十八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全章分为五个小节,在第一小节“何为第一等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小就胸怀大志且与众不同的王阳明。《阳明先生年谱》载“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一年王阳明才十二岁。第二节“汝欲做圣贤耳?”实际是阳明先生之父龙山公对阳明的发问,含有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许和隐忧。在这一节中,作者大篇幅介绍宋明政治文化的不同背景,点出明代立此大志的危险性。
立志要做圣贤的王阳明,展现出与同龄人不同的思考方式。所谓立不同寻常志,行不同寻常事。在“不羁少年”这一节,作者描绘的王阳明,叛逆且特立独行,在本该浸淫举子之学的年纪,王阳明却对兵书情有独钟。十五岁的王阳明,竟要为边疆兵事欲上书,被其父训为“狂”。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有大志,但也不够沉静和踏实。也就是这一年,王阳明的两个同学,王寅之和刘景素的事激发了他的攻读之心,遂稍稍收心。著名的“格竹”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即便如此,王阳明也没有停下他狂放的步伐不安的心,游习“任侠”“骑射”“辞章”还不够,在十七岁结婚这天,他半路遇道士,遂学静坐,完全忘记了还有结婚这回事。作者将之归为格竹失败后沉迷佛老的表现。作者引用湛若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以“‘五溺’青年”为题,描述此期的王阳明。这一节末尾,作者提到十八岁的王阳明访娄谅一事,后者强调“心之妙用”,这对阳明影响极大,他开始用全新的思维发奋读书。
年王阳明初次会试失败,作者归因为“五溺”、不善举子学和考试观点遭排挤。年王阳明再试不中,直至年中进士前,作者认为王阳明内心的压力是巨大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时的阳明先生为缓解压力,“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得中进士无疑是王阳明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这是他进入主流社会建立功业的门槛。原本他应该以此为起点,从此踏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路,但事实并非如此,是故作者以“流放者之歌”为题,进入到第二章的叙述。全章从王阳明初入官场讲到被贬龙场。
初入仕途的王阳明还是颇有抱负,他效仿宋儒“得君行道”。作者在“行道之梦”中展示了一个踌躇满志的官场新人形象,王阳明先观政工部一年实习,研习兵法熟悉政务,著“边务八策”,但无甚反响。年王阳明任云南清吏司主事,年离职返乡。经过青少年的“五溺”,此时的王阳明开始笃信儒学。年王阳明又任山东乡试主考官,其所出考题“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颇能反映这一时期他效仿宋儒“得君行道”的主张。
好景不长,年正德皇帝上台,他伙同太监刘瑾打击文官集团,王阳明不顾阻拦,愤然上疏,其结果可想而知。王阳明被列为“奸党”,等待他的就是“系狱”“流放”。年,王阳明被流放贵州龙场。年,王阳明抵达龙场,最初的岁月令他十分纠结。一方面,他认为作为一个儒者,应当尽济世之责;另一方面,面对此时的时局,他实在无计可施。在这种纠结达到一定程度,王阳明突然顿悟,所悟者“心即理也”。关于顿悟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宗教研究领域所谓的“宗教体验”,但他也认为,这是王阳明年少以来量变积累的质变,龙场悟道若实为终点,年少立志为起点。
拥有后见之明的后世人发现,流放龙场对王阳明来说,或许是一个巨大的人生悲剧,但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说,似乎又是一件幸事。全书第三章“行动中的儒者”,介绍王阳明龙场悟道(年)到平叛宁王之乱(年)的经历。这一段时间也是王阳明学问思想和功业的丰收时期。
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王阳明开始开展讲学活动,先是龙岗书院,后是贵阳书院。在贵阳书院,他开始讲授著名的“知行合一”。安静的学院生活并不长久,年王阳明被任命江西庐陵县令。这本该是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但王阳明却开始犹豫,不知“何去何从”。作者解释,因为龙场悟道后,王阳明从开始的效仿宋儒转变到一心讲学。但是,年年底,王阳明还是离开龙场前往江西,并在年出任庐陵县令,后又陆续调任,直至年调任督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从年上任到年平定赣南宁王叛乱,王阳明奠定了他在“立功”上的贡献,向我们展示了少年时代起研习兵书的成果。只是,结局并非皆大欢喜,“谋反”之污接踵而至。
“良知为明师”为第四章,也是全书的最后一章。本章记录了王阳明人生最后的岁月(-),也是其学问和思想的沉淀期。
“谋反”之诬让王阳明“再历绝境”(流放龙场是第一次)。作者指出,“当时那个世界,乃是一个人人皆处于绝境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有人自知,而多数人却不自知”。这一点对理解王阳明后期的思想极有启发。作者在接下来“致良知”一节中就开始介绍王阳明著名的“致良知”,年六月,王阳明对门人陈九川示以“致良知”之教。作者特别提到王阳明在此之前的《睡起偶成》《月夜》二诗,并以前者“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最后一句为节名,从社会意义阐述王阳明“致良知”的内涵。作者吸收杜维明、余英时和冈田武彦等学者的意见,将“致良知”之教称为儒学启蒙运动。王阳明从最初效仿宋儒“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作者将“觉民行道”比作鲁迅“铁屋的呐喊”。在“简易之教”这节中,作者认为“简易”是阳明之学能广为流传的一大原因。
暮年的王阳明仍然逃脱不了朝廷的桎梏,他再次调任广西平叛。作者在这里提到王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以及著名的《拔本塞源论》。王阳明年死在赴任的路上,年嘉靖帝斥心学为“伪学”,而年王阳明从祀于孔庙。可以说,从祀孔庙是对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最高褒奖。它不仅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意味着被“道统”和“治统”的双认可。“道统”与“治统”之间的权力制衡,是古代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孔庙从祀相关研究和参看黄进兴《优入圣域》一书)
纵观全书,确实如作者所说,他给予青少年的王阳明以足够的篇幅。虽然第一章的绝对字数与其他章基本持平,但是与其他多数阳明传记相比,已是相当“大方”了。究其原因,作者已在序言中阐明,本文开头亦已提及,此不赘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认为阳明心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对程朱理学的“反动”。程朱理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南宋至元之际成为官方考试内容,但与政治的瓜葛使得畸形发展的程朱理学也慢慢成为桎梏士人思想的工具。过分重视知识而忽视自由思想的“格物”之学开始受到质疑,就连王阳明自己,也是在“格竹”失败之后大病一场,然后寻求新的出路。渐渐地,士人中间不免开始出现一些另类取向。王阳明之前的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等,都可说是“星星之火”,到了他这里终成燎原之势。追本溯源,这种“反动”之说,恐怕多少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他曾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清代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此说借着启超先生的大名,以及一群拥趸的支持,一直笼罩在学术界的上空,对阐释中国学术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近的海外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对阳明心学的产生提出了新解。作者在第四章“不信人间耳尽聋”一节中,简单介绍了余英时关于阳明心学产生原因的新解。完整版本见余著《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一文。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王阳明早期也是信奉宋儒“得君行道”之法,只是“两次绝境”让他深刻意识到,在有明一代,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让“得君行道”之路根本走不通。胸怀天下的阳明先生,不得不拓展出一条新路来,这条路就被余英时称之为“觉民行道”。既然从上而下行不通,那就试试从下而上。
余英时的观点与梁启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并没有将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截然对立,而是寻求二者之间的隐秘联系。余的观点不得不说是对乃师观点的继承。其实,比梁启超同时期稍晚的钱穆也写出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钱穆即是余英时之业师。该书似乎处处针对粱著,其最大的不同在于,钱著寻求“近三百年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内在发展理路”。换句话说,他认为,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绝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和前代的学术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一“内在理路”说在当代学术界渐渐占据了主流,葛兆光在其所著《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提及阳明心学亦说“王阳明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从朱熹这里出来,而他的学说其实就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修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王学实际上是宋代理学的延续”。
当然,作者在此并无意从学术角度,阐述青少年的经历对阳明心学产生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只是从心理学的常识角度认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在组织第一章内容之时,并未急于下评判,只是尽可能客观地给我们呈现一个真实的王阳明,或许是试图让读者自行判断。
其实,这也是作者写作全书的一大特点。如前文所言,作者会时不时引用当代海内外著名学人对阳明及其心学的研究,但总体上还是客观地展示。作者所用史料基本不出阳明的作品,对史料的运用也常常是大段抄录。特别是在介绍阳明心学几大关键性概念时,比如“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时,几乎没有加入自己的解释,直接将阳明与其弟子关于这些概念的对话呈现给读者。这种方法的好处,自然是作者本着不以“个人见解”误导读者的原则,避免读者吃作者“嚼过的饭”。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有一个小小的弊端。
作者作为一位长期撰写历史通俗类文章的“80后”新闻系毕业生,他的写作对象或者说目标读者,不外乎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白领及文史爱好者。对于他们而言,阅读的快感需求往往超过“深思熟虑”的需求。因此,让读者自行理解阳明学问思想之前,不防罗列一些流行的见解或是作者自己综合前人研究之后的个人见解。读者在受到这些启发之后,再读原材料,或许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此外,作者在序言中提及,有兴趣的读者大可以对照传记研读阳明先生的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将阳明先生的重要作品附在书后,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以便读者进一步阅读。
当然,作者也绝不是当下颇受欢迎的段子手或者鸡汤型写手。在笔者看来,作者是一位追求“雅俗共赏”、面向“中产阶级”写作的作者。想要获取学术创见的和试图在此书寻找段子和鸡汤的读者恐怕要失望,这是一部严肃而精炼的通俗性王阳明传记。不过,对于在做本硕论文的读者而言,此书不失为一个研读王阳明的入门书籍。
总而言之,这本《大明完人王阳明》还是很值得一读的。首先,王阳明是一个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人。阳明先生身上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进取精神,很能在青年间产生共鸣,他经历的苦难和面对苦难时不屈的灵魂,尤能激发青年奋进的力量。其次,作者用了十一万字的篇幅给我勾勒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王阳明形象,并将其作品和生平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给本来时间就零碎的都市年轻人,打开了一个快速而较为准确认识王阳明的窗口。
写在后面
这是帅帅左朋友的一篇书评,全网全平台首发。全文五千多字,不知道诸位看了多少分钟。一篇老老实实的书评,读过一遍的人应该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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